198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肝炎合作中心及美国卫生研究院变态反应及传染病所肝炎室进修。回国后主要研究乙肝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发现用乙肝表面抗原－抗体复合物可打破动物对乙肝病毒免疫耐受性。通过合作开发，研制了可供慢性乙肝患者应用的治疗性乙肝疫苗（乙克），已获准进入临床研究，前景良好。对我国乙肝毒株的变异作结构与功能基因组研究，发现乙肝病毒酶的新功能区，可作为新的药靶。

人物生平

1934年1月16日，异常寒冷的北平，闻玉梅诞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医学世家。父亲闻亦传是伟大爱国主义者、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的堂兄，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为兄弟的表率。1918年，闻亦传考入清华大学，他不仅长于诗文，工于书画，精于英文，而且热心公益活动。1922年闻亦传留学美国芝加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授。母亲桂质良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闻玉梅最崇拜的人之一。桂质良中学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1921年仅21岁的她就以全国第一的成绩通过清华大学出国留学生考试，赴美国威尔斯廉女子大学就读，这个不起眼的“缩在角落头”的小姑娘当即引起轰动。1925年桂质良因成绩卓著，荣膺学校赠与的象征“已经开启智慧大门”的纯金钥匙，并考入美国约翰霍布津斯大学继续深造。1929年桂质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美国人获该学位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是一名来自贫穷落后中国的女子！

虽然有有头有脸的亲戚或朋友，但是母亲绝不愿意依靠别人，她是一个要强的女性，她要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良好的家庭熏陶，使闻玉梅从小就明白这样一条真理：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减轻母亲的负担。父母的不少“优良基因”遗传给了闻玉梅。

1945年闻玉梅进入圣玛利亚女中，在预科二年级读书(相当于今天小学六年级)。她会进入这所学校，是因为她母亲桂质良当时在圣约翰大学兼课，赚点钱糊口，而圣玛利亚女中就在圣约翰大学的里面，比较方便；而且她母亲和大姨母桂月华，二姨母桂质玉都是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的，所以就让她也去母校读书，小小年纪的闻玉梅很懂事，虽然身在“贵族”学校，已经开始当小老师，白天读书，晚上给初二，初三的学生补习英语，赚钱分担母亲的困难。她第一次赚钱是一学期后，一位家长给了她六块钱和一块缎料，作为报酬，她高兴得不得了，把钱交给母亲，用缎料给母亲做了衣服。闻玉梅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还必须努力学习，力争考第一名，因为当时学校规定，凡是得第一名的学生可以免缴学杂费。闻玉梅连续三年，初一，初二，初三都考了第一名。她从小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小女孩，在初中阶段，她喜爱文学，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英文小说，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著作；居里夫人的女儿写的回忆录……她都十分喜欢。还有母亲的大厚本原版英文书，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雪莱的诗歌等她都是在暑假看的。这些书给闻玉梅打下了相当深厚的英文和文学基础。中学时代对一个人的文学、音乐，艺术修养是有陶冶作用的，初中闻玉梅在学校学琴练琴，但她不喜欢弹钢琴，到初三要毕业了，她不想再学琴了，但是老师对她说：“你要是现在停下来，非常可惜，你已经弹到这个程度，再弹一年，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闻玉梅听了这位老师的话，勉强弹了一年．她至今还能弹琴，肖邦的曲子，只练一下，就可以弹得较好．当时一些没有坚持学下去的同学，就荒废了，所以她非常佩服这位钢琴老师。

闻玉梅一生崇拜三个人：居里夫人，白求恩大夫和她的母亲桂质良。除了母亲，她对其余两人的了解都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解放前夕，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活动很多，而圣玛利亚女中与圣约翰大学关系密切，所以对正在上中学的闻玉梅也有影响。她的同班好友杨之岭的哥哥是地下党员，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经常告诉她们一些政治事件，如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案件等。还有教公民课(相当于政治课)的朱老师上课时讲白毛女的故事，对她们进行教育。解放前夕，朱老师和另外教三角，教物理的两位老师都躲藏起来，不见了，后来听说这两位老师都死了。这一切都在闻玉梅稚嫩的心灵深处引起波澜。解放后，英文老师上课教《无脚飞将军》，闻玉梅还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周而复写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以及外国人写的介绍白求恩的书籍。她很喜欢这两本书，它们是竖排版，繁体字的书，跟随着闻玉梅几十年，如今书泛黄了，纸也脆了，闻玉梅还是让它们伴随自己．挺立在书架上。记得闻玉梅中学就很崇拜白求恩大夫，在语文课上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得到老师的肯定，说写得不错，还在课堂上念了。这与她后来学医，决心从事医务工作不无关系。

闻玉梅在中学时代接受了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她从有关居里夫人的英文小说中，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的成长道路，玛丽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中，玛丽的言行举止都成为她的表率。闻玉梅至今记得：玛丽少年时代，波兰在沙皇统治之下，学监到教室来，要学生背诵沙俄的历史，因为玛丽背得最好，所以老师总是叫她起来背，背完了，等学监一走，老师就与她抱头痛哭；为了要去巴黎求学，家境贫寒的玛丽去当家庭教师，她靠自己奋斗，用两年时间赚了学费，才去巴黎求学；在巴黎因为很穷，生活得很艰苦，在寒冷的冬季，她不生火，缩在被子里看书，仍然觉得冷，她就拿凳子压在被子上，坚持学习；凭着这股毅力，居里夫人终于成功了，她发明了镭，可以放射治疗肿瘤，如果申请专利，她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说“镭是为老百姓治病的。”居里夫人的精神感染着闻玉梅，白求恩大夫的激情感召着闻玉梅，母亲桂质良的热情感动着闻玉梅。中学毕业之前，闻玉梅就参加了青年团，已经认清了奋斗的方向。跨越解放前后的一段漫长的中学生活，使闻玉梅的人生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她至今深切感到中学时代对塑造一个人，形成人生观是很重要的时期。她认为：自己在初中阶段主要是受到外部训练，提高了文学艺术的修养；而在高中阶段主要是受到内部训练，提高了精神境界，思想素质。

几十年来，闻玉梅在漫长的微生物科研道路上，遇到再多的风雨艰辛，再多的坎坷，她都能迈过去，因为她心中有三位榜样人物。读大学时正逢抗美援朝，闻玉梅只能学俄文，当她参加全国首届副博士研究生考试时，她考的是英文，全凭中学时期打下的扎实英文基础，她以优异的成绩录取了。经济拮据的闻玉梅，在读研究生时，虽然生活是清贫的，但是她很充实，因为她得到好朋友馈赠的大量业务书籍，她最需要的就是书，就是知识。在全国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闻玉梅主动要求跟随医疗小分队到贵州山区，在那里，她看到了农村的落后，缺医少药，农民兄弟的贫困，闭塞。她立下誓言，“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要想到农村的艰苦，不要忘了农民兄弟!”她在农村照样看书学习，钻研法语和俄语；抓狗开刀，在别人指导下，为农民治疗内翻倒睫，接生等等。改革开放给闻玉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80年她首次跨出国门进修，在英国短短的三个月里，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她发表了论文，还节省了一笔开支，购买科研急需用品。此事感动了卫生部领导，特别拨给闻玉梅一万元人民币。她正是从这笔钱起家，开始了艰巨而富挑战性的分子病毒研究。1981年，已经40多岁的闻玉梅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学习一年，她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拼命地做，拼命地学，白天工作，晚上坚持听有关分子病毒方面的课，凭着坚强的毅力，废寝忘食地学习，她照样考得第一。在美国她不但学到很多先进东西，发表了论文，还与这个著名的研究院建立了永久合作的关系，为年青骨干搭好了出国学习的桥梁。她在美国威尔斯廉女子学院的档案馆查询到，母亲二十年代发表在美国报纸上的题为《中国内战，不要外国插手》的檄文，文章中写道，“中国人的事情。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站起来，不要拐杖”。闻玉梅被母亲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进修期一满，她便匆匆回国，全心全意地投入医学教学、科研工作，着重培养高层次人才。她说：“我和同龄美国人无法竞争，但我的学生将来能积极参与。”

闻玉梅在医学科研征途上，所付出的辛劳、痛苦，无人能说得清。人们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治疗性乙肝疫苗”针剂在临床使用前，需要在少数人身上做试验。闻玉梅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坚持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带头抽血，注射，一直持续做了九个星期的试验……周围的同事都感动了。闻玉梅教授就是这样以党员、主任、导师的行为来教育影响周围的同事和学生。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治道楼，闻玉梅教授把自己楼上楼下两层实验室分成多个工作间，供她的学生和同事独立使用；在两层实验室尽头，都隔出一间小房间，放有一张小圆桌和几把椅子，这是她特意设计的休闲咖啡厅；在走廊里还安放了乒乓桌，供大家锻炼身体。闻玉梅希望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她认为只有自在，才能出人才、出成果。她回忆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都很自在，在学校里同学们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们班还自己编剧演戏，闻玉梅就曾经把枕头垫在肚子上，扮演美国大老板。全班19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后来有的成为京剧演员、电影演员、有弹钢琴搞音乐的、有搞建筑的、搞石油的，还有学经济的、当老师的、也有学新闻当记者的……总之学什么的，搞什么工作的都有，丰富多彩，人才辈出。所以，闻玉梅教授特别珍惜中学时代自在的学习环境．她强调宽松自在，殷切地希望母校在110周年大庆的时候，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对学生不要管得太死，切忌给学生设计什么，要宽松，给学生松绑！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新一代接班人。

坐落在原上海医科大学东园的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已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科室，逐步发展和壮大成一个拥有数十名科研人员和先进设备，掌控千万元科研基金，紧跟国际研究前沿，在乙肝、丙肝病毒及其他持续性感染病毒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且知名度较高的重要科研基地。1999年，这个光荣的集体当之无愧地成为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高校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2003年，实验室党支部荣获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4年，实验室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奖状……

说起这些辉煌，不能不说到一个重要人物，她就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实验室创始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导师、在乙肝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方面为我国及全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女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教授。

开创者的艰辛：走出国门，积蓄力量

祝贺、鲜花、掌声，是对“步行者”的肯定和鼓励，但要取得辉煌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其间的坎坷、艰辛，谁人能体会？！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闻玉梅有一种很强的冲动，不！确切点说，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她想搞一个大项目，一个对中国众多老百姓都有益的大项目。她想到了——

乙肝是我国最严重的微生物感染性疾病之一，它严重地威胁人民健康。病毒引起的持续性感染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癌；肝癌病人中有90%以上感染过乙肝病毒。那时，乙肝血源疫苗虽然已成为预防乙肝的有效武器，但对治疗乙肝却束手无策。中国有1/10的人，也就是说约有1.2亿的人感染乙肝病毒，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因此，治疗乙肝是十分重要的课题。闻玉梅决心为控制这一疾病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要搞大项目，就要有基础，就要有创新；要基础，要创新，就要知己知彼，就要走出国门，了解世界。

1980年4月，闻玉梅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首次踏出国门，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那次，我简直就像一个‘乡下人’，与‘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模一样。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我看都看不懂。我们与人家差距太大了！”闻玉梅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短短3个月，就发表了一篇论文。

1981年10月，已是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的闻玉梅，理应担当起主任的工作，不宜出国，但此时有一个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学习一年的机会。已是77岁高龄的林飞卿教授再度出山：“你走吧，我替你再做一年主任。出去，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回来，我相信你！”闻玉梅对导师的崇高品质感动不已，至今念念不忘。

闻玉梅非常珍惜在美国学习的那段时间，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拼命地做，拼命地学。她白天工作，晚上坚持听有关分子病毒方面的课。

那段读书的日子真是苦啊！那时的闻玉梅已经40多岁，记忆力已不如从前，但她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废寝忘食地消化了老师用英语讲授的全部内容，照样考得第一名。闻玉梅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因为她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学车上。开课导师为她的刻苦所感动，晚上经常用自己的小车送她回住所。与闻玉梅同住一屋的同学是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菌苗室主任的王立亚。两人互相帮助，亲密无间，相依为命；王立亚总是大力支持闻玉梅，每当考试时，就主动给闻玉梅烧饭；平时上班，她俩经常在雪地步行，用她俩自己的话说，“我俩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

即将学成的闻玉梅归心似箭，在BethesdaNIH樱花盛开时，她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诗，其爱国思乡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樱花交错如幻境，幽径深处无人行，异国风光无限好，怎比祖国山河亲。

在美期间，闻玉梅不但学到很多先进东西，发表了论文，更重要的是，她与这个著名研究院建立了永久的合作关系。一俟回国，她就利用这一桥梁，迅速把科室骨干张维、何丽芳送出去学习。因为闻玉梅知道，搞科研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要有团队精神。张维、何丽芳分别赴美NIH不同实验室进修一至两年。学成后，她俩如期回国，并建立了肝炎病毒基因分析、病毒肽分析，以及多种病毒细胞培养、过滤、动物实验等方法；她们在国外省吃俭用，带回来一些先进设备和仪器。

这些，都为以后培养研究生和技术人员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闻玉梅高瞻远瞩，才有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的大发展。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室基础准备阶段，闻玉梅“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积蓄力量，筑巢引凤”的战略是多么英明！

闻玉梅在英国进修时，为了节约一切开支，连一张4英镑的伦敦大桥参观券都舍不得买，却硬是在3个月时间里，从生活开销中省下一笔钱，购买了一台急需的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卫生部领导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心疼地说：“闻玉梅，在英国3个月，没把你饿死啊！”于是卫生部拨给闻玉梅1万元人民币。而闻玉梅正是从这笔资金起家，开始了艰难而极富挑战性的医学分子病毒学研究……

在实验室的启动阶段，闻玉梅主持领导的团队参加了两项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和两项国家“863计划”高科技项目。1987年，成竹在胸的闻玉梅首先提出“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治疗新观点，据此建立了模拟人幼龄乙肝免疫耐受性的动物模型，设计了5种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性疫苗，并在动物模型中考核疗效，从中发现了抗原-抗体复合性疫苗有较显著的疗效。

在实验室的发展阶段，为了及时总结我国微生物学成果，闻玉梅主编了98章、共278万字的权威性著作《现代医学微生物学》，该书由8位院士、80位国内外相关专家参与撰写，既把经典内容交代得一清二楚，又对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作了阐述。该书荣获第十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巴德年院士说：“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医学界之幸事，生命科学界之幸事。”李载平院士在评价这本著作时说：“闻玉梅教授主编的《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是1999年出版的一本值得推荐的特别优秀的新书。”

多年来，闻玉梅院士带领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人乙肝病毒亚型与肝炎慢性化的关系基础上，在国际上首创了“复合物型治疗性乙肝疫苗”，为数以亿计的慢性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了希望。目前，该产品已进入二期临床研究。

闻玉梅所领导的集体荣获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200余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实验室荣获市级、部级、国家级奖已达21项。闻玉梅本人也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以及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十五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说起成绩、表彰，闻玉梅显得轻描淡写，不愿“纠缠”。但谈起由她一手创办的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闻玉梅不禁喜形于色，情有独钟，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前身为“微生物教研室病毒组”，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1986年该重点实验室开始运转，原上海医科大学和原复旦大学合并后，2001年实验室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目前，闻玉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袁正宏研究员任主任，瞿涤教授任副主任。实验室现有高级研究人员5名，中级研究人员7名，助教和技师6名，研究生和博士后24名，共42人，其中党员15名，可谓阵容强大，梯队合理。

闻玉梅动情地说：“我们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全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新老两代科技人员勤奋努力、不懈追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疫苗不只是用来预防疾病的，它也可以治疗疾病，比如乙肝。前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闻玉梅来汉出席“第三届中日科学论坛”时透露，她22年来主攻的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如果结果良好，这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于乙肝的治疗性疫苗。

据介绍，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通过伪装逃过人体免疫系统的“围捕”，在人体内复制增长。目前，治疗乙肝的药物和干扰素是从外部进入人体抑制病毒复制；而治疗性乙肝疫苗则是调动免疫系统识别并主动消灭病毒，被称为治疗乙肝的“终极武器”。

闻玉梅院士主持的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始于1988年，2007年开始三期临床试验，在20家医院给500多个病人试用，结果将于年底揭晓。如果结果良好，世界上第一个治疗性乙肝疫苗将从此诞生。

治疗乙肝，在临床上有三个指标：让乙肝病毒核酸下降可以得铜牌；让E抗原转阴、E抗体出来可以得银牌；让表面抗原转阴、表面抗体出来可以得金牌。闻玉梅说：“绝大多数抗病毒药是铜牌水平，干扰素可以拿到银牌，治疗性疫苗二期临床试验的效果也是银牌，希望三期试验能够保持。至于金牌，至今没有人拿到过。”

闻玉梅表示，与干扰素相比，治疗性乙肝疫苗副反应和成本比较低。此外，一般抗病毒药需要患者坚持服用三年以上，而治疗性乙肝疫苗使用次数少、治疗周期短，三期试验中只需要患者在14个月里打12针。

中国乙肝免疫性治疗疫苗研究取得进展

仅19天工夫，“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研究就获初步成功！ 　在这场科学与病魔的赛跑中，滴鼻剂的主要研制者之一———年近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闻玉梅付出的岂止是艰辛？

滴鼻剂的研制之路，荆棘丛生：研究人员不仅要“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而且一些实验必须在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进行。更不巧的是，上海的P3实验室暂时排不上号。时间紧迫！没有丝毫犹豫，闻玉梅院士带着得意门生———瞿涤教授南下广州。

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可怕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同时有7人发起高烧，全部被隔离！危险如斯，说不害怕是不现实的。可是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责任告诉她：与病毒的赛跑不容拖延！闻玉梅选择了留下。

P3实验室的学名叫“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魔鬼实验室”的称呼决非凭空捏造：核心区的压力达到—40帕，实验时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操作程序极为繁琐。正常情况下只要5分钟的事，实验室里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在里面呆长了，会有“高原缺氧”的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许多人劝闻玉梅不要进去，她却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不能不看！”

在实验室里，闻玉梅和瞿涤教授要把香港大学提供的SARS原有病毒株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每天接触的活病毒量难以想象。最多时，每毫升病毒液中高达1亿个病毒，而她们一做就是几百毫升病毒液！为了专家的安全，外面始终有人通过摄像头全程“监控”。

经过19个日夜的苦战，闻玉梅等教授终于获得2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滴鼻剂的研究初战告捷！

闻玉梅在抗非战中还承担着许多工作。作为上海市防治非典科研攻关专家咨询组顾问，她参与制定近期和中长期研究相结合的方案；从广州回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奔会场，参加紧急会议；从香港返沪隔离期间，还在家里通过电话联系、指导、商讨抗击非典的攻关工作……最近，她与协作单位共同研制“复肝一号”针剂，在转化为临床使用前，需做少数志愿者试验。闻玉梅院士坚持要在自己身上试验，带头抽血、注射，坚持了整整9个星期！

“科研的核心是创造，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诚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确，闻玉梅院士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同事总是迎难而上，忘我工作，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下都不曾退缩过。

抗非典期间，在闻玉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努力下，仅19天工夫，“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研究就获初步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研制之路：研究人员不仅要“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而且一些实验还必须在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里进行；更不巧的是，上海的P3实验室暂时排不上号……时间紧迫！闻玉梅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得意门生瞿涤教授迅速南下广州。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可怕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同时有7人发起高烧，全部被隔离！危险如斯，说不害怕是不现实的。可是闻玉梅和她的同事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一本装订精美的厚本子，封面上写着10个火红的大字：“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原来，在这厚厚的大本子里，收集了1998年至2000年寄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封有关希望应用抗原-抗体复合物治疗性疫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及干部，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信中以深切的语言，叙述了他们饱受病魔折磨之苦，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让我们摘录其中一封来自江西省樟树第二中学一位老师的信：

闻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我班54名学生中，竟发现了17例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几乎囊括了全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真令人痛心。17位家长同时找到我，个个都是愁容满面，心力憔悴地问我：“怎么办？……”

当听到乙肝治疗性疫苗即将问世的消息后，他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要我写信告诉您：“我们多少人如今都深陷于深重黑夜之中，伸长脖子，翘首盼望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啊！乙肝治疗性疫苗，我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这是一位老干部用毛笔工工整整写来的信：

尊敬的闻教授：在报端见到您将制成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报道，实感喜从天降，您这是在为全国1亿多人造福！

我是个退休多年的干部，女儿11年前临产时发现肝炎，产后虽注射了疫苗，婴儿仍未幸免，至今母女俩都是“大三阳”。我们翻遍报纸、书籍，多处咨询，仍说是不治之症。您的发明实为我之大幸，我全家之大幸！如果该药还未投入市场，我们志愿当受试者，即便发生意外也无怨无悔！

收到这些来自全国、催人奋进的来信，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心情沉重，因为闻玉梅主持的治疗性乙肝疫苗历经16年之艰辛，虽已进入临床二期，但迄今仍未能用于大量病人，解除病人之痛苦。闻玉梅把这些来信精心装订后，在“前言”中深情地写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

这些信，不正是闻玉梅等不断进取、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动力之源吗？不正是“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真实写照吗？

实验室的成果与辉煌也是老一辈科学家们培育的成果。闻玉梅一生遇到了3位难忘的恩师：一位是余贺教授，她研究生期间的启蒙老师；一位是林飞卿教授，教会了她严格治学；还有一位是谢少文教授，教会了她如何发挥创造性思维。

谈起林飞卿教授，闻玉梅不无感慨地说：“她真是一位严师啊！

我一生都感激她！两年里，我的讲稿，她一字一句地修改，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搞研究，极为严格地训练我。比如，做血清稀释时，必须规范，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跟林教授学了痢疾菌研究后，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师了。”于是，林飞卿把闻玉梅推荐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

谢少文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每听一场学术报告，必须提问，而且不允许重复别人提过的问题，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时时在考虑问题。他还训练闻玉梅打乒乓球，以锻炼其敏捷。“谢老师一生无子女，我又失去父母，他待我像女儿。我非常敬重他！”闻玉梅深情地说，“在他那里，我真正学会了创新。”

闻玉梅非常尊重和怀念她的恩师谢少文和林飞卿两位教授，把两位恩师的赠物——玉石奔马和金钥匙——视为至宝。

在谢少文教授88岁那年，他把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执教50周年时学校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了闻玉梅，并深情地对她说：“我送你，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送给你，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无独有偶，林飞卿教授也出于对门生的一往情深，将国际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并叮嘱她：“继续打开微生物、免疫学的知识宝库。”

闻玉梅在得到这两件“宝物”后激动地说：“这两件礼物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如有真正合适的接班人，我会将这‘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玉石奔马和‘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传下去。”

闻玉梅常说：“我和同龄美国人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能！”实验室的教授们经常用四句话作为他们的座右铭并教导学生：“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

闻玉梅和她领导的团队在投身科学研究的同时，把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后带出了一大批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20年来，已毕业硕士研究生24名、博士研究生20名，出站博士后5名；现在有在读研究生34名，在站博士后1名。

在闻玉梅的言传身教之下，实验室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都以实验室为家，不计较时间地全力贡献。通过长期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优秀的人才。闻玉梅的第一个博士生瞿涤教授，在法国、美国深造多年后毅然举家回国，参加实验室的建设，2003年抗非典期间，瞿涤同闻玉梅一起参与研制灭活病毒的工作，瞿涤不畏生命危险，每天进入P3实验室培养大量活SARS病毒，制备灭活滴鼻剂；现任免疫教研室主任、博导的熊思东也是个有建树的人物，他不畏艰辛，挑起了免疫学教学科研重任；还有2003年初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进的副教授高谦，今年3月，已被复旦大学破格晋升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说起实验室一手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张德强，闻玉梅赞不绝口：

“如今，实验室的所有仪器他都拿着起，放得下。现在，实验室要引进什么高级仪器，他都很内行，都会把关，我很放心！”谁能想到，当年张德强刚进实验室时，只懂一点仪器，英文说明书都看不懂。闻玉梅就手把手地教：他看仪器，闻玉梅在旁边念英文说明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仔细对照，直至全部搞清楚。后来，闻玉梅又要求张德强出国学英语……经多年努力学习，仔细摸索，如今的张德强，已经从电子班毕业，能够独当一面，再也不需要闻玉梅在旁边念英文说明书了。

2003年，病原学专业博士生林旭在导师闻玉梅的指导下写出的论文《乙型肝炎病毒复制性增强的机理研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谈到这篇获奖论文时，林旭对他的导师闻玉梅充满了感激之情：“导师给我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千头万绪，闻老师以她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准确地抓住‘病毒复制’这一重点和难点，我的研究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做实验的同时，导师还不断加强对我的科学思维、科研能力的训练，并资助我出国参加本专业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等，使我在研究中能站得更高，想得更远。”

“有这么出色的学生，这么优秀的‘后来者’，加上我们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一定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闻玉梅充满信心地说。

在谈到人才教育和学生培养时，闻玉梅深有感触：“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光荣事业。”她告诉记者，每个人都经历过层次不同的教育（从幼儿教育直至研究生教育），教师对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较深远的影响。在参与塑造人的过程中，教师面对的是“人”，因此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从其个性、素质的不同点出发，因人而异地施教。“我的老师谢少文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他教导我说，一个老师如果只会教聪明、基础好的学生，他不是一个好教师；能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闻玉梅一直不遗余力地践行着恩师的教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教师就必须具有长期、持续和有目标地培养人才的理念，教师要用心血浇灌学生，培养出爱国、有理想、有创新意识、有真才实学、能团结人的高素质人才。闻玉梅说，培养人才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要期望一蹴而就，有的学生一时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教师不能着急，更不能灰心，持续性是教诲人的必由之路；潜移默化地用自己和周围人的言行去影响学生，最终会有成就的。而一个人的人生观的确立，并非教师施加了影响就能完成，有时教育对象也会令人失望，但从整体上应该看到成绩。

闻玉梅还指出，培养人才要有目标，在这一点上，教师和教练有共同之处，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弱点”加以培养：对不善于动手者，教师要多给他动手的机会；对不善于表达者，教师要多给他发言的机会。如有个学生，不善言辞，我就有意识地在小组会上让他读报，以训练他的发言能力。“用心血浇灌”不是一句空话，教师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大处着眼，小事着手。

国家需要人才，教师责无旁贷。“虽然目前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有信心、有耐心、有毅力既做好教师，又向学生们学习他们的长处。”闻玉梅对“教学相长”的未来充满信心。

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闻玉梅虽然已取得“步行者”的辉煌，但她更崇尚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我们所做的一切仅代表过去，后生可畏，未来是年轻人的；我期待我的学生更加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追上我们，超过我们。我期待着！”

P3实验室即“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魔鬼实验室”的称呼决非凭空捏造：核心区的压力达到-40帕，实验时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操作程序极为繁琐。正常情况下只要5分钟的事，实验室里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在里面呆长了，会有“高原缺氧”的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许多人劝闻玉梅不要进去，她却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不能不看！”在实验室里，他们要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每天接触的活病毒量难以想象。最多时，每毫升病毒液中的病毒高达1亿个，而他们一做就是几百毫升病毒液！经过19个日夜的苦战，闻玉梅他们终于获得2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滴鼻剂的研究初战告捷。

从战乙肝到抗非典，闻玉梅实验室同病毒的战争从未停止。在一场又一场艰辛的战役里，在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工作中，什么是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师生们的动力呢？